作為北大腫瘤醫(yī)院的胸外科主治醫(yī)生，閻石和許多患者家庭一起，共同經歷了一段段與腫瘤抗爭的艱難歷程。在SELF格致論道講壇上，他闡釋了自己從這些經歷中得到的啟發(fā)：除了治病救人之外，醫(yī)者還應該有更遠大的目標——幫助病人找到自己的幸福。

  作為醫(yī)生，我們的任務究竟是什么？除了治病救人，醫(yī)生還能做些什么？一直以來，我們都覺得醫(yī)生的工作就是保證病人的健康，讓病人生存得更久。但實際上，我們應該有更遠大的目標，我們的目標是助人幸福。——閻石
  患者眼里的醫(yī)生，究竟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

  我是一名腫瘤外科醫(yī)生，說到我的職業(yè)，自然就會聯想到疾病和患者。

  對于我來講，醫(yī)生、患者、腫瘤這三者之間的關系既復雜又微妙。腫瘤長在患者身上，但患者卻對腫瘤缺少足夠的專業(yè)認識；醫(yī)生懂得怎么治療腫瘤，卻又無法切身了解治療會給患者帶來怎樣的影響。在治療腫瘤的過程中，尤其是治療晚期腫瘤的過程當中，醫(yī)患雙方都知道“敵人”十分強大，甚至我們最后難免失敗，但是，我們還是不停地想盡辦法一起去對抗腫瘤，哪怕能得到的只是短暫的、微不足道的勝利。

  在這場殘酷的“戰(zhàn)役”中，患者眼里的醫(yī)生，究竟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？是溫暖的天使，還是冷酷的機器？在我走上工作崗位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，我都沒能得到答案。直到一位患者的出現，讓我明白了很多道理。

  這位患者是一名在高校任教的雕塑藝術家，我們就叫他張老師吧。張老師不幸得了肺癌，在我們醫(yī)院里動了手術。在術后的頭兩年，他恢復得很好。他又能畫畫、雕塑了，非常高興，用他的話說，“藝術是他的生命”。

  這種美好的狀態(tài)維持了兩年。兩年以后，張老師的病情發(fā)生了變化，他的胸腔里有了積液。他來我這里看病，詢問病情。經驗告訴我，情況并不樂觀。張老師需要一種藥物來控制病情，這種藥物每個月需要1萬元的費用。但吃了一個月的藥后，張老師提出不想繼續(xù)服用這種藥了，原因是這藥有一種副作用，會造成很癢的皮疹。張老師覺得，皮疹影響了他的藝術創(chuàng)作，他沒有創(chuàng)作靈感和創(chuàng)作**了，所以他堅持停藥。

  我不是藝術家，我是醫(yī)生，從醫(yī)生的角度講，患者為了能畫畫、雕塑而拒絕治療，我是很震驚的，因為我知道，不吃藥他的病情一定控制不住。即使我再三勸說，張老師還是不同意服藥，就這樣一直拖了3年。

  3年后，張老師的病情惡化了許多，出現了胸腔積液、腹腔積液、骨轉移，這些都是晚期腫瘤的表現。張老師的痛苦與日俱增，向我求助也越來越頻繁了。當他在電話里問我還有什么治療方法時，我再次提出服用這種藥物。這個時候張老師已經不能畫畫了，所以這已經不是他不吃藥的理由了。但張老師還是拒絕吃這種藥，他坦白地告訴我，除了藥物副作用以外，他還在為費用發(fā)愁。我對此十分不解，可以說，他已到了最后關頭，再不吃藥就性命不保了！

  又過了幾個月，張老師由老伴陪著，親自來到我的診室。張老師行動已經非常不便，坐下起身都需要幫助。這個時候，我再次強調了服藥的緊迫性，并坦白地告訴他，死亡的危險已經逼近。張老師堅定地拒絕了我的提議，他說：“我知道我已沒有治愈的可能，如果耗盡家里的積蓄服藥，頂多再短暫地延長我的生命，可之后呢？我的老伴又該如何生活？我并不怕死，我今天來，只想問問，我的病會不會導致長年臥床，需要拖累老伴？”我告訴張老師，到最后病情會惡化得很快，不會出現他所擔心的情況。那一刻，張老師非但沒有緊張，反而變得釋然。得到我的答復之后，張老師不想多耽誤我的時間，他艱難起身，向我告辭，并鄭重地伸出手來同我握手。我也鄭重地回應他，可能我們都預感到這是最后一次見面了。

  從那以后，我再沒見過張老師。兩個月后，我從他老伴口中得到他去世的消息。

  張老師是我遇到的一位很典型的、明確知曉自己生存目標的患者。從一開始，他為了自己的藝術創(chuàng)作拒絕服用具有副作用的藥物，到后來為了家人能更好地生活，拒絕價格不菲的藥物，他都做出了理性的選擇。很難評判，張老師的選擇是對還是錯，是否有更好的解決方案，但有一點是肯定的，張老師在做出選擇的時候，已經完全掌握了自己所患疾病的信息，包括治療方案、副作用和代價，以及放棄治療的潛在后果。

  最有意義的事情，就是幫助別人處理醫(yī)學無能為力的問題

  后來我翻閱書籍，發(fā)現這種由醫(yī)生提供專業(yè)信息、醫(yī)患雙方共同商討治療方案的模式，被稱為共同決策模式。這種模式的特點是，醫(yī)生不僅僅關注疾病本身，而是更關注患者的感受。比如，醫(yī)生會在意患者怎么理解當前的病情和潛在的后果，患者有哪些恐懼、哪些希望，患者在目前狀況下最重要的目標是什么……很慶幸，我在自己并不了解這些理論的情況下，就已經為張老師提供了這種醫(yī)療服務，我更慶幸自己作為醫(yī)生，沒有武斷地否定患者的決策。

  從那以后，我感覺我獲得了與患者以及患者親屬相處的法寶。我不單會了解患者的病情，還會關注患者的各種擔憂和焦慮——他們對手術的焦慮，對痛苦的焦慮，對所愛的人的焦慮，對治療費用的焦慮。和他們交流病情的時候，再也不會覺得自己是個局外人，再也不會覺得自己只是一臺提供數據和方案的“機器”。當然，這不可避免地會增加我的工作量，也有患者誤以為我是一個喜歡聊家常的人。但是，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

  在我的診室里，有一天來了一位穿著得體、彬彬有禮的中年人，他是為他的老父親前來咨詢病情的。他的父親得的是晚期肺癌，通過翻閱病歷，我發(fā)現來到我的門診之前，他已經去看過很多醫(yī)生的門診。但是，這位中年人還是不停地掛號，不停地咨詢病情。

  在交流中我發(fā)現，他已經對各種治療方案的利弊都了如指掌，那么他為什么還要反復咨詢醫(yī)生呢？是不信任醫(yī)生嗎？通過進一步了解，我得知，生病的老人含辛茹苦將兒子養(yǎng)大，如今兒子事業(yè)有成，幸福生活才剛剛開始，就得知老人罹患晚期肺癌的噩耗。在他內心深處，他覺得是自己只顧忙事業(yè)，而忽視了老人的健康，是自己的疏忽導致了老人治療的延誤，所以他才不停地咨詢，想要了解更先進的治療方案，以彌補自己的過失。

  了解了深層次的原因之后，我拍著他的肩膀對他說：“這不是你的過錯，肺癌具有發(fā)病隱匿的特點，至少有80%的患者被發(fā)現時已經是晚期肺癌，你是一個孝順的兒子，你已經盡力了！”聽了我的話，這位中年人居然放聲痛哭起來。我知道，我的那幾句話說到了他的心坎上。

  我感覺，作為一名醫(yī)生，最有意義的事情，就是幫助別人處理醫(yī)學無能為力的問題，而不僅僅是醫(yī)學能夠解決的問題。就像這位中年人，我們永遠無法讓時光倒退，讓他的父親及時發(fā)現腫瘤。而我們能做到的，則是心靈的安慰。

  我愿意做那個最溫暖的陌生人

  然而，事情并不總是那么簡單。別忘了，共同決策模式的前提是讓患者盡可能全面地掌握疾病的信息、治療方案的信息。

  對于晚期惡性腫瘤，我們常常會面臨束手無策的窘境。我永遠都不會忘記患者的親人在問“大夫，還有什么治療方法”時那種期待的目光；更忘不了在得知“毫無辦法”時，那眼神立刻變?yōu)轶@詫，隨后又慢慢暗淡的那種失望。在我剛剛***看門診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，我非常懼怕那種詫異的目光，那種目光好像在埋怨醫(yī)生的無能。但是，漸漸地，我自己的心態(tài)也在調整。我知道，向患者和患者的親人交待真實的病情，是我身為醫(yī)生職責的重要部分，我無法回避。只有提供了這些真實的信息，才能避免過度治療給患者帶來的傷害，甚至才能夠讓一個家庭把握住最后的珍貴的相聚時光。

  最后，我想提出這樣一個問題：作為醫(yī)生，我們的任務究竟是什么？除了治病救人，醫(yī)生還能做些什么？一直以來，我們都覺得醫(yī)生的工作就是保證病人的健康，讓病人生存得更久。但實際上，我們應該有更遠大的目標，我們的目標是助人幸福。

  張老師的幸福是快樂地畫畫、雕塑，是讓老伴的晚年生活衣食無憂，是有尊嚴地活著，不成為家庭的拖累。事業(yè)有成的中年人的幸福是讓老父親享受到自己奮斗的成果，過上富足的生活。我們醫(yī)生也有我們的幸福，我們的幸福是通過醫(yī)患雙方的努力，盡可能免除疾病給患者帶來的困擾，讓患者有足夠的活力和能力去積極生活。

  很多患者和我只有一面之緣，很多時候，我們的相處只有幾分鐘。但是，在這短短的幾分鐘里，他們愿意把自己最脆弱的一面展現給一個陌生人，我相信這是源于信任，也是源于希望。我是一名腫瘤外科醫(yī)生，我愿意做那個最溫暖的陌生人，給每一位患者帶去希望和陽光。